技术仅仅因为存在就必须被使用吗：军事领域的工具理性 | 国政学人

技术仅仅因为存在就必须被使用吗：军事领域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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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gil Levy，以色列开放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传播学系政治社会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来源：Yagil Levy, “'The Skills. . . had to be Used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Ther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Military Doma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3, pp.1-25.

导读

工具理性是指采用适当的手段来实现特定的目的。这一概念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因为它只关注手段而非目的。当今世界的战争冲突不断，工具理性如何体现在军事领域？工具理性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是否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逻辑？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本文揭示了军事领域工具理性的六大具体类别，并以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为案例进行阐释。工具理性（或者至少是其错误的应用）反映在以手段为中心的思维中，即手段为目的辩护。具体运用到军事领域，会出现以下六种类别：手段为目的辩护只是因为手段是可用的，手段也可以扩大目的。以手段为中心的方法可以从目的服从于手段扩展到关注要攻击的对象，从而发展出一种以对象为中心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发展为关注手段运用的直接结果，从而成为一种合法化工具。对手段的关注所隐含的道德化过程也会产生类似的合法化影响。最后，以手段为中心的方法可能会转化为对手段无所不能的过度自信，从而上升为相信武器可以消除政治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理论背景

工具理性（或理性）是指采用适当的手段来实现特定的目的。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工具理性是由对环境中的物体和其他人的行为的预期决定的，这些预期被用作实现行动者理性追求和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行动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是由对某种伦理、美学、宗教等的信念所决定的，与成功的前景无关。在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看来，这两种形式的理性反映了在特定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两种理由：一种是援引价值假设的理由，另一种是援引预期后果的工具性的理由。

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该批判是本文所提论点的基础。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将工具性与通过发展技术实现人类控制自然的目的这一驱动力联系在一起，使自然成为可计算的，而可计算性则等同于有用性。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工具性是以“主 观理性”为指导的，是一种本质上关注手段和目的的思想，它不重视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与此相反，“客观理性”强调的是目的而非手段，重点关注至善的理念、人类命运问题以及实现终极目标的途径。

根据这一逻辑，工具理性引导官僚通过确定可行且合理的有效手段来执行政策，为官僚提供了行动的正当理由和组织原则，以至于个人的自主性被行政职能所统治。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这些手段一旦启动，就会产生自身的推动力。于是，官僚往往忘记了最初的目标，转而专注于手段，手段变成了目的，目的就从属于手段。这是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鲍曼指出，当手段完全受制于工具理性的标准，从而脱离了对目的的道德评价时，使用暴力的效率和成本效益最高。

帕特里夏·欧文斯（Patricia Owens）指出，技术已经开始在政治中显现出价值，实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几乎适用于各级政府、经济和军事。在军事领域，效率已经取代了传统等其他价值，成为专业技术广泛应用的正当理由。正如肯·布斯（Ken Booth）所警告的那样，暴力管理者变得以任务为中心，以至于忽视了更广泛的道德背景。因此，当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时，手段可能会造成工具性的暴政，有可能摧毁所追求的目的。

手段证明目的是正当的

正如鲍曼所言，使用武力的方式是由可用的手段而非目的决定的。因此，手段变成了目的。

2000年9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发起了新一轮敌对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对被指控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实施了定点暗杀政策。以色列得益于其技术优势，包括武器（武装直升机、F-16战斗机和无人机）和良好情报系统。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以色列不仅杀死了大约300名所谓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且还杀死了150名靠近目标的平民。以色列决策者认为，这一政策是挫败恐怖袭击的必要手段，既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杀伤,又能降低以色列军队面临的风险。然而，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它可能通过挑起对方的报复来增加以色列人的死亡人数。2002年1月暗杀法塔赫领导人拉伊德·卡尔米（Ra’id Carmi）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次行动结束了巴勒斯坦袭击相对缓和的时期，促使法塔赫参与一直以来在避免的恐怖活动，并加剧了该组织的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定点暗杀未能取得短期的军事效果，它的制定和实施没有考虑到暗杀的政治影响，最初的核心目标是恢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政治谈判，以实现和平，或至少实现稳定的停火。以色列没有意识到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会影响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从而影响他们重返政治轨道的动机和能力。

在上述案例中，由于手段（技术和情报）证明了目的的正当性，且实际上也模糊了目的，因此政治讨论仅限于手段。对这一政策的辩论大多局限于该杀人方法的合法性。以手段为中心的辩论强化了工具理性，导致对政治目标和影响的忽视。

手段扩展目的

一旦手段的可用性决定了（通常定义不清的）目的，而且部署手段的风险较低，那么手段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扩大目的：扩大敌人的范畴和使用武力的地理边界。

对于前者，无人机暗杀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中东地区的无人机战争中，美军决策者认为只要使用无人机用不会危及美军，他们就会更倾向于使用致命武力。

迈克尔·瓦尔泽（Michael Walzer）解释称，“无人机可能导致我们扩大敌人的名单，把假定的敌对个人和激进组织也包括进来，仅仅因为我们可以打击他们，即使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对我们的攻击。”

至于后者，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为防止伊朗在叙利亚扎根并为真主党配备武器。为此，以色列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攻击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的目标。此外，2019年8 月，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境内属于伊朗支持的民兵武器库，以阻止向叙利亚和黎巴嫩走私武器。据报道，以色列使用了无人机进一步扩大攻击范围。以色列少将尼赞·阿隆（Nitzan Alon）指出，这些行动可能引发战争，因为它们鼓励敌人学习该手段，从而提高其作战能力。

可见，强调可用的作战手段会鼓励使用武力，而对手段的限制或手段的不可获取性会鼓励执政者使用致命性较低或外交的手段来消除安全威胁。

以手段为中心扩展到以对象为中心的方法

一个关键概念是“目标库”（bank of targets）。就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而言，目标库包括一份由军事小组确定的目标清单，当敌对行动再次爆发时，这些目标应受到攻击。从本质上讲，这些目标是根据武器装备的能力量身定做的。

这种方法存在以下谬误：

首先，建立目标库是一种机械的方法，阻碍了根据敌人的战略性质来使用武力。作战设计的重点不是如何利用敌方的战略价值，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武器库和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往往达不到建立有效威慑的预期目的，有可能导致最初制 定计划时所针对的战略形势与计划实施时的战略形势不一致。

其次，目标库的建立伴随着以攻击对象为中心的典型错误。例如，配备人工智能的自主武器系统（如无人机和杀手机器人）正在兴起，这些系统可以帮助人类做出决策。由于这些系统也可以被授权自主决策，它们可能会无意中犯错，从而增加冲突升级的风险，挫败最初的行动目标。

第三，目标库的存在可以延长战争时间，只要存在目标库，就必须继续全力打击。在2006年7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外交部准备了退出战略，退出战略是一个政治结果，可以让以色列辩称已经实现了参战的目标。然而，当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向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提出这一计划时，他回答说，军队还要耗费至少10天来攻击目标，白白延长了战争。

战争管理主义：手段合法化了对武力的使用

利奥·麦肯（Leo McCann）提出了“战争管理主义”的概念，指的是运用“理性”的管理话语和技术，在修辞上促进、控制战争，使战争正常化，掩盖战争的残酷、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主要表现形式是利用统计分析对战争进展进行定量的衡量，其中最著名的是统计敌方损失人数。与以对象为中心的方法不同，这里的重点不是要攻击的目标，而是攻击的结果。

战争管理主义可以弥补军事政策固有的合法性缺陷。在越南的案例中，尸体数量被用来为战争辩护，特别是当战争并不完全着眼于地理目标，而是着眼于文化目标（如赢得民心）时，量化战争成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化目标很难量化。因此，新的标准应运而生。军事行动因其结果（如促进民族主义和自由统治等价值观）而合法化，而手段、死亡和破坏本身通常并不合法。然而，只要结果受到质疑，结果的合法性就会下降。那么就有更多的空间通过强调结果的直接影响来使手段（即产生结果的方式）合法化。通过展示效率，手段的产物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一种方式。以手段为中心的方法几乎可以自然地滑向衡量手段运作的结果。

从更深层次来看，战争管理主义也可以部分解决工具理性所固有的意识形态缺陷。首先，管理主义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意识形态，它提倡将管理作为一种控制技术的概念应用于许多领域。战争管理主义将这一意识形态应用于战争事务，使用管理语言来宣扬使用武力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帮助战争正常化。战争管理主义把杀人工作说成是一门客观、无价值的科学，就像工程学、会计学或统计学一样，从而掩盖了战争杀人的本质。其次，作为效率和生产力指标的尸体数量，意味着“杀死敌人”的数量，证明这一军事目标和所涉及的社会牺牲是合理的。它与价值理性（即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为一个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的社会有一个总体目标（即赢得战争）和军事目标相一致。

手段合法化了对武力的使用——道德化进程

工具理性还可以通过“赞成杀戮的道德化过程”，使武力的使用合法化。美国开发的计算机程序（Bugsplat）可以证明这一点，它可以评估附带伤害的概率。基于复杂的算法，该程序使军方可以明确使用的弹药类型和其他变量，以减少预期的伤害。尽管有这种减少伤亡的机制，军方仍在杀害平民。但由于军方采用了国际人道主义法预先规定的比例原则，伤亡是可以预见的，但仍然无法避免。根据这一原则，如果与预期的军事利益相比不过分，则可以容忍伤害平民。计算机程序完善了这一比例的计算，从而使致命的结果合法化。如果过程中所有步骤都是预先确定有效的，那么对道德合法性采取程序性方法的人倾向于接受行动造成的不幸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手段证明目的是正当的。通过这些瞄准程序造成的平民伤亡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平民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并且通过各种计算、评估和合理化过程，这些伤亡被认为是值得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强化了士兵对自己行为道德性的信心，也增强了武器本身道德性。正因如此，无人机被称为 “人类有史以来最道德的武器”，因为它们不仅能拯救我们的生命，还能减少对敌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

这类工具理性存在两种风险：首先，因为手段被道德化，从而被合法化，所以通常存在过度使用权力的风险。其次，要求承担道义责任的愿望导致了一种新的、更具体的“手段决定目的”的情况。军事学者莎拉·斯韦尔（Sarah Sewell）指出，政治和军事决策者仅仅因为预计会造成较少平民伤亡，他们会感到不得不去攻击特定目标，即使其军事价值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伤亡减轻机制的缺陷便凸显出来。

以手段为中心的方法导致了一个道德化的过程，它强化了手段的价值，并将手段的使用视为一种道德行为。这是工具理性表面上解决其价值赤字的另一种方式。

手段排斥政治

美国战略文化存在一个重要思想，其基础是假定尖端技术武器可以消除威胁，从而解决引发军事冲突的复杂政治问题。根据这种方法，战争是一种可预测的现象，失败是一个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问题，而有效性则以摧毁的目标和造成的伤亡来衡量。尽管在越南战争中战败，但美国人相信科学有能力为复杂的人类问题设计出简单的解决方案，这可以归结为使用武器可以消除政治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以手段为中心的方法转化为对手段无所不能的过度自信，但这一类别不同于 “手段证明目的是正当的”的基本范畴。后者是指有可用的手段来克服暂时被认为在政治上无法解决的局势，而前者从一开始就旨在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在以色列，从军事指挥部的言论及其与公众的对话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特别是自2010年代末以来，人们更加坚信尖端科技手段无所不能，使政治解决变得没有必要。军事指挥部从之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巴冲突中说明使用武力的局限性会损害军队的声誉。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埃兰·奥塔尔（Eran Ortal）准将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办法”，他指的是武器系统。奥塔尔分析了以色列国防军'Momentum’ Multiyear Plan（2020年起草）的指导设想。在他的分析中，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也没有提到使用武力所固有的局限性。因此，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黎巴嫩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导致与伊朗冲突不断升级的复杂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尖端武器系统来解决。换句话说，战争被视为机器而非人类意志的较量。

对手段无所不能的过度自信可能上升为相信武器可以消除政治解决方案的必要性。回归政治解决途径意味着试图解决工具理性的缺陷。

评述

这篇文章对军事领域的工具理性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文章明确了六种类别的工具理性。在每一个类别中，文章都展示了这种方法如何给预期目的带来风险，扩大了对工具理性影响的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目的从属于手段的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分类并不具有排他性，一项行动可以反映多个类别的应用。其次，本研究展示了工具理性如何以价值理性的形式出现，或宣扬为行使手段提供正当理由的意识形态，或展示道德论证的过程，从而说明这些应用如何可以部分填补工具理性固有的价值缺陷。

工具理性值得更多学者关注。未来的研究应扩大案例的选择范围和比较视野，确定更多的工具理性类别，并详细阐述为掩盖这种思维产生的谬误所做的尝试。同样重要的是，应鼓励关于工具理性的著作之间开展对话。

词汇积累

合法性

legitimacy

道德化

moralisation

价值理性

value rationality

战争管理主义

war managerialism

译者：付艺伟，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专业。

校对 | 邵良 信思涵

审核 |丁伟航

排版 | 张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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